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全面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赋能应用,完善人工智能监管体制机制,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以GPT-5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大模型将在2025年年中时分陆续发布,揭示其发展路径趋向、判断内在的权力格局演进、系统设计未来风险应对方略,是我们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的重要范畴。就发展路径而言,规模法则依然有效,大模型的推理、反思、规划和自主行为能力持续快速增强;就权力格局而言,技术权力更加集中于少数组织和人,挑战人类主体性的极端风险开始出现,新一代模型的治理愈发依赖模型本身;实践方略包括切实促进这一“年轻的”和“年轻人的”事业发展,建设具有示范效应的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智能治理高地;衔接推进相关立法和机构改革,推进智能驱动的治理现代化。正在制定的人工智能法将大模型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作为“切口”与主线,聚焦于社会基本矛盾治理与社会发展动力增速等若干基本问题及解决方案。

在数智文明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传统公共决策范式正面临系统性解构与重构。生成式AI的迅猛发展不仅重塑了政府决策的知识生产机制,更推动着公共治理体系从科层制向智能化范式跃迁。生成式AI通过知识涌现—价值对齐的双重机制,突破了传统决策的“有限理性”局限,构建起动态演化的政策认知框架。研究表明,决策流程经历了数据驱动—算法协同—人机校验的智能化再造,将政策响应周期从传统的月级压缩至实时级。研究发现,制度创新呈现出技术—治理共生的特征,通过弹性监管和伦理嵌入实现人机协同的适应性进化。研究提出了负责任智能决策的新范式,在决策效能、民主价值和风险控制三个维度可实现协同优化。这不仅为破解技术赋能—价值迷失的治理悖论提供了理论方案,更借助制度—技术协同创新的中国实践,为全球数字治理贡献了智慧治理的新范式。

美国飞行员肖特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首位殉难的外籍烈士,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其英勇就义不仅当时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日后更成为中国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重要个案。本文借由新文化史学之理论种种,按时序、类别,划分为“盛大公葬”“空间生产”“周年纪念”三大主题,将之置于“统一战线”视域下,系统梳理肖特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殉难过程,深入探讨其在中国所获得的国家纪念,及其背后的政治象征与社会意涵。研究表明：人潮汹涌的公葬仪式、精心雕刻的纪念碑亭以及规模宏大的周年纪念,虽在形式上各有不同,却无一例外地构成了政治与社会的文化产物。只要现实需求仍在,社会记忆的重构与象征空间的再生产便不会停歇。肖特以生命践行人道主义精神,其个人牺牲不仅被铭刻于中国的国家记忆中,更成为中国抗战史中不可或缺的跨国维度象征。

基于对2019—2024年间CSSCI数据库中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文献计量分析发现,相关研究总体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在研究队伍、研究内容等方面不断拓展丰富。学界围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内涵、价值意蕴、制度保障、实践路径和比较优势等主要内容对这一重要思想展开了研究和讨论。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实证研究,深入解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微观机制,深化跨学科研究的力度,使用多种研究方法,推动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以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相关研究的深度与高度。

1935年底,宋庆龄在上海通过一部秘密电台,最早获悉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信息,并由此协助重建中共中央与上海党组织的联系,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为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卓越贡献。宋庆龄是孙中山政治主张的坚决捍卫者,在孙中山遽然逝世后,经过10年观察思考,不惜宣布脱离国民党,选择信任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进步这一边。她在历史转折时期的正确政治选择,是对其人生的巨大挑战与考验,辉煌成就来自苦难煎熬与韧性斗争。

推动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构建,是当前城市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任务。本研究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重要论述,从核心目标、层次化表达及价值取向等方面,系统梳理了其理论架构,并结合特大城市的典型特征和城市治理智能化转型的现实背景,从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多维度嵌入的角度,详细解析了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内在逻辑。此外,结合“家在上海”案例文本材料,从组织保障、教育保障和文化认同三个层面,深入探讨了特大城市在技术赋能条件下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主要实践路径,以期深化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理论研究,为推动AI时代下城市民族工作的创新实践提供参考借鉴。

冷战结束后,通过构建和强化一个由自己主导的“非对称”联盟体系来推进其国家战略成为美国联盟战略的主要内容。中美全面战略竞争大背景下,美国重启美菲同盟,并企图以此推动“以菲制华”策略;菲律宾出于对外“随美牟利”,对内“倚美求稳”的考虑,小马科斯政府参与了美国“以菲制华”的策略。近年来,该策略在实施过程中呈现出一些新动向,即组建针对中国的“美菲+”小多边机制、灵活介入南海问题有关法律准则、提升安全合作层级与强化南海军事合作。对此,中国要对美国“以菲制华”策略进行研判与应对。从中国自身角度出发,要立足自身安全能力建设,坚定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就中美关系角度而言,应聚焦中美危机管控机制建设,探索以经济合作突破政治分歧的新路径;从与东盟关系角度看,应不断深化与东盟的多边合作机制建设,借助东盟内部机制来约束菲律宾“倚外闹海”行为,积极推动亚洲安全模式的新实践。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转盛的重要转折点,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起点。中国的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抗战的东方主战场,中国的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在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卫国战争中,中国军民团结一致、英勇作战,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确立了战后的大国地位。同时,中国协助创建联合国,重建战后的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弱小民族的权益,收获了世界各国的尊敬。抗日战争的胜利重塑了中华民族的斗争与抗战精神,锻造了中华民族新的领导力量,铸就了中华民族的脊梁,近代中国在此过程中完成了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由此开启。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国家层面的民族实体,具有“全民一体性”。新时代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必然彰显“全民一体性”,既要不断推动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也要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团结统一。“以人民为中心”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以党的领导凝聚建设合力,充分激活各族人民主体意识,推动各族人民共同参与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来。在经济层面,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文化层面,建设各族人民共有的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夯实共有历史文化记忆,在社会层面推动各族人民共居、共学、共事、共乐,深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关系,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两个结合”本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经过文化之中介。“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凸显出文化力量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并且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进一步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中寻找精神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征程上中华文明新跃升的思想指引。“两个结合”是新征程上中华文明新跃升的理论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着眼于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对文化建设作出专题部署,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全面指引和根本遵循。按照《决定》提出的改革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用好“两个结合”这个最大法宝的制度保障。

回忆录往往因时代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书写特色。新中国成立之初,出于巩固新生政权、塑造革命领导者的现实需要,人们在回忆抗战胜利时,多将其视为中共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组成部分,致使抗战回忆录中的抗战胜利记忆呈现鲜明的革命叙事色彩。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抗战回忆录叙述抗战胜利突破革命理路,逐渐回归理性,兼具政党与国家叙事的双重色彩。进入新世纪以后,抗战回忆录体裁更加丰富,书写视角不断下移,书写面相愈发多样,抗战胜利记忆的政治色彩渐趋淡化,更多地呈现抗战胜利细节,抗战胜利记忆愈加凸显。回忆录是呈现记忆的重要形式,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回忆录中关于抗战胜利记忆的书写内容与特色,不仅呈现出其生产路径,也反映出时代特征。

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合作典范。双方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地区稳定等各个领域的合作成效显著,为中国外交的睦邻友好宗旨提供了重要示范,更成为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提升伙伴关系、促进地区发展的典型范例。构建中国—东盟周边命运共同体,更需梳理中国与东盟的双边发展历程。中国与东盟以互商互谅的地区共识提升战略互信、以和衷共济的思维高度加深传统友谊、以互利共赢的合作方式夯实制度基础、以求同存异的东方智慧勾勒发展方向。一系列措施不仅促进了地区稳定,也培养了中国与东盟的共同命运感和互利繁荣的地区意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事关我国对外开放合作全局,已成为我国开展对外合作的优先方向,进一步深化对中国与东盟关系的理解认识,也为实践与丰富周边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一定的有益尝试。

在大革命失败至全面抗战前夕的复杂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文化工作经历了从零散实践到组织化、系统化的转变。中央文委的成立正是这一转变的重要体现,它通过领导左翼文化团体,如左联、文总等,有效整合了文艺界与知识界力量,将文化工作与党的革命战略紧密结合,推动了左翼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并为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中央文委的实践不仅凸显了党对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更为抗战时期及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文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深刻反映了党在文化领导权建设方面的早期探索与实践。

本文立足于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主题,结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紧扣“凝聚人心”这一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系统阐述了打造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凝心工程”的价值、内涵与实践路径。首先,本文从“最大政治的必然要求”“法宝特点的内在要求”和“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现实要求”三个方面,论证了打造“凝心工程”的重大价值。其次,本文构建了以“结同心”为核心目标、“强信心”为首要任务、“暖人心”为基本抓手、“养正心”为工作引领、“用真心”为基本要求、“激热心”为最终检验的“六心”闭环体系,并且详细剖析了其核心内容与内在逻辑。最后,本文辩证地探讨了在实践中推进“凝心工程”必须处理好的六大关系,包括统一战线与党的建设相结合,信任、团结与服务、引导、教育相结合,求同与存异、团结与斗争相结合,立足当前与放眼长远相结合,实践工作与理论探索相结合,各方合力与部门责任相结合,旨在为构建系统化、科学化的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格局提供学理阐释。

《民营经济促进法》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法。充分认识立法的时代意义是贯彻实施好法律的基础。该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肯定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从而奠定民营经济持续发展总基调,厚植平等、公平、诚信、法治理念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筑牢法治根基全面开启民营经济工作法治化,从而促共识、提信心,助推民营经济快速、健康、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民营经济政策进一步发展完善,民营经济促进实现专门立法,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体系的进一步健全完善。本文分析了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八个进一步”的民营经济政策发展,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立法定位、立法原则和立法重点,并对党领导民营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从政策到法律”双重机制加强完善进行了展望。

作为国内成立最早并唯一在海外成立的民主党派,2025年10月,中国致公党创建一百周年。通过扼要回顾中国致公党百年发展历程及重要转折点,尤其是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参与力量,进而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关键步骤,以中国致公党独特的历史记忆和政治实践构成的百年经验,一方面印证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与此同时,也彰显了这一制度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在凝聚社会共识、汇聚广泛力量、科学民主决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团结稳定等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旨在为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推动多党合作事业科学发展提供实证支撑与理论参考。

用总体性贯穿性概念推动统一战线学的深入研究,是新时代统战研究的重要面对,统战软实力的提出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统战软实力是中国语境下中国共产党软实力的重要内容,是在统一战线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吸引力。统战软实力主要包括统战文化力、统战制度软实力、统战政策软实力等。统战软实力具有增强社会团结、强化政治信任、提升政党形象的重要功能。统战软实力作为一个统摄性的概念,有着自身的问题意识,对于推进统一战线的话语创新和实践探索,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资源。

宗教作为与文化息息相关的存在,引导其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推进其中国化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而“第二个结合”既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总结概括,也是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两个结合”视域下,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三个维度对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进行探讨,不仅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且对于理解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现实意义。

信息社会的结构转型使社会团结的形态发生显著变迁。在信息社会中,社会结构呈现扁平化、社会交往呈现流动化、社会关系呈现网络化等,原有的社会团结形态面临困境与挑战。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专业知识的区隔分化、信息获取的数字鸿沟、信息选择的茧房效应引起社会共知困境;传统集体意识的消解、利益认同的分化、多元价值的并存引发社会共识困境;“身体不在场”的共情缺乏、“身不临其境”的共情淡漠、焦点速移与情感区隔导致了社会共情困境。在此情形下,统一战线作为信息社会的重要团结机制,应发挥广泛联络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阶层的积极功能,大力创新建设平台与方法路径,努力扩大社会共知、积极增进社会共识、全力凝聚社会共情,以此为基础全方位实现深层次的社会团结与整合。

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政治经济在发展中越来越显示其现代性的特点。新的社会阶层产生和发展,使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具有现代性特点。同时,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不仅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群分布格局的变化,还具有深刻的政治学意义。从政治发展的视角分析,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提供了新角度,并成为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战略性主体,为民主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着积极作用。

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美国凭借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优势,积极塑造关于香港议题的舆论氛围,为其介入香港事务提供所谓的话语叙事依据。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在涉港议题上采取国际话语叙事策略,依托智库借助香港议题作为其自由与民主观念在全球范围进行扩散的途径,在舆论宣传层面构建关于香港议题的认知框架,并通过多层次的策略运用其国际话语权,影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乃至中国政府的政策选择。本文旨在深入挖掘美国政府利用话语建构手段干预香港事务的具体路径,通过对特朗普政府1.0时期与拜登政府在处理涉港事务中的核心政策特点进行概括,对比分析两届政府在国际话语运用上的差异与共性,阐明了两届政府在香港议题上展现出的不同国际叙事模式。在此基础上,结合对美国国际话语权特性的评析,尝试提出中国面对国际话语考验时可采纳的应对策略。

党的二十大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形成重大创新成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持独立自主的伟大创举,坚持独立自主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中国式现代化与独立自主的内在关系,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逻辑。坚持独立自主贯穿中国共产党历史实践的全过程,坚持独立自主是确保党的基业长青的重要法宝。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广度和深度对坚持独立自主提出新要求,进一步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特色,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必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建设是发展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要求。多维度溯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生成逻辑,是进一步建构自主、规范、系统、科学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基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通过百年实践建构形成的,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支撑。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民主、政党联合、政党建设的理论构成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底色。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生成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形势和需要开展政党制度话语论述,制定政党关系政策,从政党关系发展成为政党制度,在新时代完成新型政党制度话语的规范表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积淀,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和合包容的政治文化、天下为公的政治目标密切关联。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实践、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和多党合作制度的健全完善,为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发展提供了新的素材,进一步发展丰富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张元济作为颇有名望的出版家、教育家和收藏家,是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的爱国民主人士。在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交流和交往中,张元济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经历了疑虑、观望到慎重选择,再到认同、支持和拥护的变化过程：上海解放前,拒绝与国民党政府合作;上海解放初期,因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而后逐渐加强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在受邀参加人民政协问题上,经中国共产党一再努力争取,张元济从婉拒、犹豫到最终决定北上与会,并在人民政协召开期间积极建言献策;新中国成立后,张元济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张元济的认识转变是新中国成立前后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认识、认同发展历程的缩影。

从政协章程前身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文本演变,凸显人民政协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之间所具有的内在契合关系。无论是政协章程文本主题的演进,还是政协章程所表述的人民政协的使命任务,都体现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协始终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人民政协能够广泛凝聚人心、共识、智慧、力量,因而具有十分显著的政治优势。

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需要全面学习、深入研究、系统推进。由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以下简称《学习读本》）,以体系化、学理化为着力点,把这一重要思想纳入党的创新理论体系,主要从12个方面对这一重要思想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实践要求进行系统阐述,进一步深化了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阐释,是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全面、系统、深入学习新时代统战工作根本指针的标志性成果。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客观事实。1945年台湾光复以来,两岸关系历经波折,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末台湾分隔问题产生并久拖不决。其中,两岸关系始终无法回避一个中国、中华民族、国家统一、交流融合、反对“台独”和反对外力干涉等核心议题。围绕这些议题,两岸关系形塑出了共识与分歧交织的复杂面貌。80年两岸关系经历治理磨合期、正统争夺期、制度竞逐期、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期、和平发展期、“台独”与反“独”对抗期等流变,呈现出如下特征：大陆对台政策的稳定性;台湾当局两岸关系立场的不确定性;两岸关系主要矛盾从阶级对立、政党冲突等内政范畴转向“台独”与反“独”、干涉与反干涉等,有明显的“去内政化”趋向;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同属中华民族、应扩大两岸交流交往等基本共识被单方面破坏;外力介入台海事务突出。当前,两岸应把握主要矛盾,正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事实,以交流促理解、以合作促互信、以融合促认同,共同为实现民族复兴汇聚合力。

数智时代,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深度融入民族工作现代化治理,其在内容生成、舆论宣传、互动参与层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建构提供了技术支持。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建构提升效能的同时,也存在着话语载体安全性挑战、话语内容完整性考验、话语主体能动性稀释等潜在风险。民族工作需要有的放矢地构建系统性风险应对机制,遵照价值本位、人智协同、创新治理等思路,不断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引导力、创新力、把控力,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守正创新。

建立两岸统一论述,化解台湾民众和一些国家对统一的疑虑,是当前推进两岸和平统一的重要任务。但不能被动地进行解释,而是要主动展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新的进步价值,实现对有疑虑者的思想引领。从制度设计理念看,“一国两制”内在地包含了促进两种经济体制、两种政治体制相互对话、包容互鉴的价值观念。从制度实践看,“一国两制”体现了中央和港澳地区之间相互责任的伦理精神,这是对西方权利政治的超越。从政策做法看,“一国两制”充分展现了中央政府对港澳台地区的特殊照顾和优惠,这是仁道政治在港澳台地区的具体实践。“一国两制”所体现的包容互鉴、责任伦理和仁道原则,不仅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港澳台地区的长治久安,同时也具有世界意义,有利于推动建立一个更公正合理的全球秩序,为实现休戚与共、和而不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与可行的制度方案。

在技术理性的深刻浸润下,AI正以其特有的方式颠覆着传统公共决策的理性框架及其所依附的权力结构。由此导致决策伦理根基逐渐虚化,责任归属愈发模糊。公共治理的伦理合法性与价值重塑,遂成为转型之核心议题。文章以算法理性与公共价值之间的张力为焦点,探讨两者交织与互耦之复杂机制。相较于拓扑结构,两者的互动并非单一的、线性的,而是动态交错的,充满非预期的风险与深刻的内在冲突。文章认为,AI所构建的责任体系,犹如破碎之镜,亟待通过精妙的制度设计加以弥合修复,才能避免其潜藏的非线性风险。文章指出,决策者应超越技术执行者的传统角色定位,转而承担边界编织者之新职责。唯有如此,才能揭示制度韧性生成的智治路径,搭建更具适应性的伦理共治架构。通过此架构,治理体系的价值协同与责任重构才能实现,最终推动决策流程的伦理与技术相辅相成,成就更具时代价值的公共治理机制。这并非简单的技术调试,而是文明基因的重新编码。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的重要部署。民营经济促进立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要求、实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立足于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实践,综合考察民营经济促进立法的探索成效,分析其所贯彻的“一套立法理念”,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遵循的“三个基本逻辑”,即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宪法和民法典上的法律逻辑、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上的政治逻辑,以及我国民营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现实逻辑。进而提出,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还应统筹“三个协同安排”,即立法协同、司法协同和企业协同。

中共四大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一年之后、统一战线内外各种矛盾和斗争日益显现之际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党代会。随着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国民革命的开启,中共三大没能统一认识的政策问题逐渐显现,尤其是国共两党的力量博弈和中共党内的思想分歧日益突出。面对诸多矛盾和纷争,中共四大进一步讨论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对于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重要性两个重大理论问题,既推进了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实践,也发展了中共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思想。时至今日,中共四大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成果仍有重要价值,甚至为新时代统一战线事业的发展提供着重要借鉴。

微短剧是数字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最新增量和新兴媒介载体。聚焦微短剧意识形态风险衍生的信息生态维度,基于信息生态理论框架,厘清微短剧数字意识形态风险的生态因子,结合理论模型,从微短剧信息主体、信息技术、信息本体及信息环境四个方面,分析微短剧数字意识形态风险的诱因,即主体诉求滋生价值异化原动力,微短剧技术殖民梗阻主流情感认同力,微短剧叙事失真疏离主流价值凝聚力,微短剧复杂生态阻滞数字意识形态风险应对能力。对此,应从强化政策支撑、完善以韧性治理为保障的治理格局 ;深化技术改革、构建以技术向善为准则的共生模式 ;重构内容生态、夯实以主流价值为基础的内容治理 ;深化主体培育、坚持以人本逻辑为导向的价值认同四方面,推动构建以主流意识形态为根基的微短剧数字内容生态系统。

民营企业金融韧性提升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与国内经济转型深化的双重背景下,民营企业金融韧性不足不仅成为制约企业稳健经营与持续发展的关键瓶颈,更可能演变为金融安全的潜在威胁。从理论层面看,资源基础理论揭示金融资源积累是民营企业金融韧性提升的物质前提,动态能力理论阐明金融能力迭代是韧性提升的核心引擎,信贷配给理论则强调信用体系完善是破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强化韧性基础的关键突破点,三者共同构成民营企业金融韧性提升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实践层面看,民营企业面临内部金融资源积累不足、动态金融能力欠缺、信用体系不完善等现实约束,应从夯实企业内部基础、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强化政策协同保障三个维度协同发力,探索其金融韧性提升的实践路径,为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本文提出“玉化想象”这一理论命题,旨在概括中国传统版的元宇宙观——即“神话中国”所特有的虚拟模型。在华夏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历程中,玉石被逐渐从自然之物神圣化为“显圣物”,形成了世界文明中独树一帜、延续万年的玉石崇拜传统。受“玉教”观念驱动,“玉帛之路”上的物质流通象征着华夏文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玉化想象”由此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以玉为天,以玉为永生之媒介,以玉为至高价值的宇宙观、生命观与价值观。文学人类学派围绕这一命题展开的理论探索,具有三方面重要意义：其一,深化了“玉”作为文化基因在华夏意识形态建构与文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其二,为当下中西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提供了新的概念工具与视角;其三,立足本土材料、本土问题与本土话语,开启了一场中国文化的再认知运动,引领中国文化自觉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新方向。

本文以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80年（1945-2025）实践为研究对象,提出“制度自觉”与“文化认同”是理解“听跟走”（即“听党话、跟党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政治逻辑的核心密钥。从历史选择中的“制度认同”升华为新时代的“制度自觉”,从传统的“家国文化认同”发展为兼具开放性的“现代化文化认同”,这共同构成了民进政治行动的逻辑起点与动力源泉。这一转型历程不仅为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鲜活样本,也展现了参政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使命与担当。

选择跟中国共产党走,是创立以后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在事关自身前途和命运问题上作出的最重大的历史性抉择。农工党初创时的思想基础、组织使命、所面临的国内外社会环境的变化是影响这一历史性抉择的重要因素。从1930年在上海创建时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立场,到联合、靠拢中国共产党,一直到坚定不移地选择跟中国共产党走,农工党在艰难探索中始终保持着政治立场的历史延续性。农工党的历史性抉择及其演进有其深厚的历史逻辑、政党逻辑和制度逻辑。重温农工党95年的光荣历史,探究并揭示这一历史性抉择及其演进的逻辑,对于深化新时代政治交接主题,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高标准加强自身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资本理论、政府过程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提出统一战线通过“关系网络—制度生成—权力重构—价值传导”推动新型生产关系形成与发展的四维交互机制。统一战线在新型生产关系建构的启动、扩散、定型和风险控制阶段,分别发挥着创新触发、制度磨合、系统整合和负反馈调节的功能。通过激活社会资本、优化政府过程、推动制度变迁和重塑价值共识,统一战线形成了制度创新的“安全实验区”,解释了改革稳定性之谜,拓展了制度变迁理论的行动者网络,重构了政府过程理论的价值传导机制,进而促进了新型生产关系的建构。这为理解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提供了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