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国民政府突然将台湾光复后实行的行政体制从“省制”改为“特殊省制”。一般认为此是陈仪主导的台湾调查委员会设计所致,但随着史料的解密,发现台湾调查委员会的设计意见及方案是“果”,导致该转变的核心原因是美国军事占领台湾计划的改变。作为“特殊省制”,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组织架构和行政长官权力类似于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总督府”,带给台湾人民强烈的殖民遗绪之感,为“二二八”事件的爆发埋下隐患。光复初期,台湾实行“特殊省制”固然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但台湾有别于祖国大陆其他省区的特殊性更决定了其具有临时性和时效性。

国情教育是内地（大陆）高校对港澳台学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正式教育。基于对来自22个省份和地区共607名内地（大陆）高校港澳台学生的实证研究发现：国情教育尚未成为内地（大陆）高校港澳台学生认知内地（大陆）以及身份认同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国情教育在培根铸魂、重认中国的实践中,亟需群际接触理论、建构主义的系统化引导;在“知行合一”的国情教育模式中,消解其对内地（大陆）的刻板印象与偏见,重塑港澳台学生“新的共同历史记忆”的“集体潜意识”,在润物无声中重构社会价值与完整的中国史认同。以知识灌输—情感传递—亲历见证的实践体验—参与发展的课程模式建构机制,让港澳台学生能够真正地认识中国、读懂中国,重构港澳台学生的民族精神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全面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赋能应用,完善人工智能监管体制机制,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以GPT-5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大模型将在2025年年中时分陆续发布,揭示其发展路径趋向、判断内在的权力格局演进、系统设计未来风险应对方略,是我们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的重要范畴。就发展路径而言,规模法则依然有效,大模型的推理、反思、规划和自主行为能力持续快速增强;就权力格局而言,技术权力更加集中于少数组织和人,挑战人类主体性的极端风险开始出现,新一代模型的治理愈发依赖模型本身;实践方略包括切实促进这一“年轻的”和“年轻人的”事业发展,建设具有示范效应的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智能治理高地;衔接推进相关立法和机构改革,推进智能驱动的治理现代化。正在制定的人工智能法将大模型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作为“切口”与主线,聚焦于社会基本矛盾治理与社会发展动力增速等若干基本问题及解决方案。

在数智文明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传统公共决策范式正面临系统性解构与重构。生成式AI的迅猛发展不仅重塑了政府决策的知识生产机制,更推动着公共治理体系从科层制向智能化范式跃迁。生成式AI通过知识涌现—价值对齐的双重机制,突破了传统决策的“有限理性”局限,构建起动态演化的政策认知框架。研究表明,决策流程经历了数据驱动—算法协同—人机校验的智能化再造,将政策响应周期从传统的月级压缩至实时级。研究发现,制度创新呈现出技术—治理共生的特征,通过弹性监管和伦理嵌入实现人机协同的适应性进化。研究提出了负责任智能决策的新范式,在决策效能、民主价值和风险控制三个维度可实现协同优化。这不仅为破解技术赋能—价值迷失的治理悖论提供了理论方案,更借助制度—技术协同创新的中国实践,为全球数字治理贡献了智慧治理的新范式。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华儿女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重要维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CiteSpace软件,致力于对过去30年中国知网收录的500篇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文献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梳理,旨在明晰其研究特征,并对未来的研究趋势进行科学预测。研究表明,研究成果的数量随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而呈增长趋势;研究主题聚焦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形成逻辑、概念嬗变、制约因素和实践路径等方面;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挖掘其科学内涵、具体化实现路径、细分主体对象、拓宽研究领域,并传递中国智慧。

孙中山不仅是伟大的民主革命者,也是伟大的革命理论家。他对中国政党政治的认识和探索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经历了不断衍生和嬗变的过程,并非一以贯之。民国初定,两党制是孙中山追求的理想政党政治,而民国政治的失败,使孙中山修正了自己的主张,探索出“以党治国”的理论模式。在经历了多次挫折和失败的武装起义之后,又在苏俄革命及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孙中山加速创获了国共合作的思想与实践。孙中山亲自改组国民党,实现了国共合作,为以后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完整系统地梳理和分析孙中山政治模式的衍生与嬗变,对于人们了解近代以来中国政党功能形态的特殊性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与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对2019—2024年间CSSCI数据库中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文献计量分析发现,相关研究总体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在研究队伍、研究内容等方面不断拓展丰富。学界围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内涵、价值意蕴、制度保障、实践路径和比较优势等主要内容对这一重要思想展开了研究和讨论。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实证研究,深入解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微观机制,深化跨学科研究的力度,使用多种研究方法,推动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以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相关研究的深度与高度。

加强统战文化建设是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方面,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统一战线提出的新要求。统战文化可以分为主体文化和关系文化两种类型。在新时代上海统战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认为要处理好三对关系：一是统战文化与红色文化之间的关系,二者要适当区隔化,解决重复问题、遗漏问题和侧重点问题;二是统战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要积极推进统战文化大众化建设,让统战文化也飞入寻常百姓家,融入百姓日常生活,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大众文化也要积极呼应并彰显自身的统战文化元素,实现双向奔赴;三是统战文化与文化统战的关系,要积极用文化统战涵养统战文化,实现统战文化与文化统战相互支持,今朝文化统战工作,日后就会成为统战文化资源。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文化符号战略传播体系的构建对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全面、立体、丰富的中国形象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拥有极其丰富的文化符号资源,但在国家文化符号战略传播的实践过程中,目前还存在整体谋划不足、传统文化符号与当代文化符号失衡、文化符号故事性欠缺、价值错位等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加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文化符号战略传播的顶层设计,推动多元主体参与国家文化符号战略传播实践,塑造全面立体的国家文化符号体系与国家形象。同时,积极构建国家文化符号战略传播过程中的叙事话语和叙事体系,提升国家文化符号战略传播的精准度与效果。

1935年底,宋庆龄在上海通过一部秘密电台,最早获悉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信息,并由此协助重建中共中央与上海党组织的联系,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为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卓越贡献。宋庆龄是孙中山政治主张的坚决捍卫者,在孙中山遽然逝世后,经过10年观察思考,不惜宣布脱离国民党,选择信任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进步这一边。她在历史转折时期的正确政治选择,是对其人生的巨大挑战与考验,辉煌成就来自苦难煎熬与韧性斗争。

美国飞行员肖特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首位殉难的外籍烈士,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其英勇就义不仅当时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日后更成为中国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重要个案。本文借由新文化史学之理论种种,按时序、类别,划分为“盛大公葬”“空间生产”“周年纪念”三大主题,将之置于“统一战线”视域下,系统梳理肖特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殉难过程,深入探讨其在中国所获得的国家纪念,及其背后的政治象征与社会意涵。研究表明：人潮汹涌的公葬仪式、精心雕刻的纪念碑亭以及规模宏大的周年纪念,虽在形式上各有不同,却无一例外地构成了政治与社会的文化产物。只要现实需求仍在,社会记忆的重构与象征空间的再生产便不会停歇。肖特以生命践行人道主义精神,其个人牺牲不仅被铭刻于中国的国家记忆中,更成为中国抗战史中不可或缺的跨国维度象征。

冷战结束后,通过构建和强化一个由自己主导的“非对称”联盟体系来推进其国家战略成为美国联盟战略的主要内容。中美全面战略竞争大背景下,美国重启美菲同盟,并企图以此推动“以菲制华”策略;菲律宾出于对外“随美牟利”,对内“倚美求稳”的考虑,小马科斯政府参与了美国“以菲制华”的策略。近年来,该策略在实施过程中呈现出一些新动向,即组建针对中国的“美菲+”小多边机制、灵活介入南海问题有关法律准则、提升安全合作层级与强化南海军事合作。对此,中国要对美国“以菲制华”策略进行研判与应对。从中国自身角度出发,要立足自身安全能力建设,坚定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就中美关系角度而言,应聚焦中美危机管控机制建设,探索以经济合作突破政治分歧的新路径;从与东盟关系角度看,应不断深化与东盟的多边合作机制建设,借助东盟内部机制来约束菲律宾“倚外闹海”行为,积极推动亚洲安全模式的新实践。

2024年底,《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创刊40周年之际,学报召开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研讨会,陈锡喜、汤蕴懿、丁晓强、文军、徐建刚等专家,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等方面,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研讨交流。学者们通过历届三中全会主题的演化,深入剖析此次全会关键词“进一步”的内涵;全会提出要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弘扬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精神,以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激发市场内生动力,促进市场繁荣;落实三中全会要求,需要牢固把握好上海的文化根脉、深刻理解上海文化的基本内涵、充分突出上海的文化特征、积极强化上海文化的发展动力,从而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目前我们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用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才能有效应对社会治理的新挑战;“大统战”格局的提出,既是对党的百年统战工作的总结,同时回答了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的问题。专家们对于如何用统战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创新,进行了多层面多维度的深入讨论。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转盛的重要转折点,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起点。中国的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抗战的东方主战场,中国的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在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卫国战争中,中国军民团结一致、英勇作战,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确立了战后的大国地位。同时,中国协助创建联合国,重建战后的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弱小民族的权益,收获了世界各国的尊敬。抗日战争的胜利重塑了中华民族的斗争与抗战精神,锻造了中华民族新的领导力量,铸就了中华民族的脊梁,近代中国在此过程中完成了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由此开启。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两个结合”本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经过文化之中介。“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凸显出文化力量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并且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进一步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中寻找精神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征程上中华文明新跃升的思想指引。“两个结合”是新征程上中华文明新跃升的理论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着眼于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对文化建设作出专题部署,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全面指引和根本遵循。按照《决定》提出的改革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用好“两个结合”这个最大法宝的制度保障。

新质生产力强调创新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主导作用,通过整合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生产要素,推动生产关系、产业集群和生产效能的跃升。其中,以国外顶尖人才、海外高层次人才、归国留学生等为代表的新侨群体,是重要的创新生产要素,因此,引才引智成为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重点侨务工作。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新侨双创基地项目为例,以人才吸引力理论为视角,旨在分析群团组织如何通过建立新机制、构建新网络、开辟新赛道等方式,来实现创新要素吸引、人力资源服务、供需匹配对接、跨界协同合作等目标。侨联等群团组织为“区域—城市”创新发展提供了一个以柔性治理为驱动,促进创新激励和政策扩散的可行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需要坚强的制度体系作为前行保障,其行稳致远必然有一套系统的制度逻辑作为实践支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制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即制度体系显现权威取向、运行过程呈现民主取向、治理模式体现人本取向、前进路向展现世界取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政治实践中,通过有机发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及其相关制度化机制,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行稳致远供给了系统与强大的体制机制保障。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效发展集智聚力、为之协调推进赋能增效、为之世界取向拓展空间,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稳步向纵深迈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国家层面的民族实体,具有“全民一体性”。新时代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必然彰显“全民一体性”,既要不断推动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也要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团结统一。“以人民为中心”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以党的领导凝聚建设合力,充分激活各族人民主体意识,推动各族人民共同参与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来。在经济层面,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文化层面,建设各族人民共有的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夯实共有历史文化记忆,在社会层面推动各族人民共居、共学、共事、共乐,深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关系,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回忆录往往因时代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书写特色。新中国成立之初,出于巩固新生政权、塑造革命领导者的现实需要,人们在回忆抗战胜利时,多将其视为中共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组成部分,致使抗战回忆录中的抗战胜利记忆呈现鲜明的革命叙事色彩。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抗战回忆录叙述抗战胜利突破革命理路,逐渐回归理性,兼具政党与国家叙事的双重色彩。进入新世纪以后,抗战回忆录体裁更加丰富,书写视角不断下移,书写面相愈发多样,抗战胜利记忆的政治色彩渐趋淡化,更多地呈现抗战胜利细节,抗战胜利记忆愈加凸显。回忆录是呈现记忆的重要形式,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回忆录中关于抗战胜利记忆的书写内容与特色,不仅呈现出其生产路径,也反映出时代特征。

人工智能立法存在技术安全与促进创新的双重价值取向,协调两者的冲突,方能构建和谐有序的人工智能社会关系。法律与技术通过相互提出问题、相互回应的“问题—回应”模式进行互动,进而达至相互适应。技术与法律的互动关系贯穿人工智能运用与发展的全过程。审视现行法律体系,对人工智能仍有基本的解释能力与规范能力,但技术进步使其面临立法需求的多重不确定性。根据人工智能国际竞争的实际情况,中国现阶段的人工智能立法应坚持创新导向,适度关注技术安全需求,稳定“硬法”,推动“软法”,构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友好型”的法治环境,使法律跟随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而逐步完善。

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合作典范。双方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地区稳定等各个领域的合作成效显著,为中国外交的睦邻友好宗旨提供了重要示范,更成为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提升伙伴关系、促进地区发展的典型范例。构建中国—东盟周边命运共同体,更需梳理中国与东盟的双边发展历程。中国与东盟以互商互谅的地区共识提升战略互信、以和衷共济的思维高度加深传统友谊、以互利共赢的合作方式夯实制度基础、以求同存异的东方智慧勾勒发展方向。一系列措施不仅促进了地区稳定,也培养了中国与东盟的共同命运感和互利繁荣的地区意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事关我国对外开放合作全局,已成为我国开展对外合作的优先方向,进一步深化对中国与东盟关系的理解认识,也为实践与丰富周边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一定的有益尝试。

在大革命失败至全面抗战前夕的复杂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文化工作经历了从零散实践到组织化、系统化的转变。中央文委的成立正是这一转变的重要体现,它通过领导左翼文化团体,如左联、文总等,有效整合了文艺界与知识界力量,将文化工作与党的革命战略紧密结合,推动了左翼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并为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中央文委的实践不仅凸显了党对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更为抗战时期及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文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深刻反映了党在文化领导权建设方面的早期探索与实践。

推动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构建,是当前城市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任务。本研究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重要论述,从核心目标、层次化表达及价值取向等方面,系统梳理了其理论架构,并结合特大城市的典型特征和城市治理智能化转型的现实背景,从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多维度嵌入的角度,详细解析了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内在逻辑。此外,结合“家在上海”案例文本材料,从组织保障、教育保障和文化认同三个层面,深入探讨了特大城市在技术赋能条件下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主要实践路径,以期深化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理论研究,为推动AI时代下城市民族工作的创新实践提供参考借鉴。

用总体性贯穿性概念推动统一战线学的深入研究,是新时代统战研究的重要面对,统战软实力的提出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统战软实力是中国语境下中国共产党软实力的重要内容,是在统一战线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吸引力。统战软实力主要包括统战文化力、统战制度软实力、统战政策软实力等。统战软实力具有增强社会团结、强化政治信任、提升政党形象的重要功能。统战软实力作为一个统摄性的概念,有着自身的问题意识,对于推进统一战线的话语创新和实践探索,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资源。

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美国凭借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优势,积极塑造关于香港议题的舆论氛围,为其介入香港事务提供所谓的话语叙事依据。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在涉港议题上采取国际话语叙事策略,依托智库借助香港议题作为其自由与民主观念在全球范围进行扩散的途径,在舆论宣传层面构建关于香港议题的认知框架,并通过多层次的策略运用其国际话语权,影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乃至中国政府的政策选择。本文旨在深入挖掘美国政府利用话语建构手段干预香港事务的具体路径,通过对特朗普政府1.0时期与拜登政府在处理涉港事务中的核心政策特点进行概括,对比分析两届政府在国际话语运用上的差异与共性,阐明了两届政府在香港议题上展现出的不同国际叙事模式。在此基础上,结合对美国国际话语权特性的评析,尝试提出中国面对国际话语考验时可采纳的应对策略。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建设是发展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要求。多维度溯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生成逻辑,是进一步建构自主、规范、系统、科学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基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通过百年实践建构形成的,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支撑。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民主、政党联合、政党建设的理论构成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底色。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生成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形势和需要开展政党制度话语论述,制定政党关系政策,从政党关系发展成为政党制度,在新时代完成新型政党制度话语的规范表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积淀,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和合包容的政治文化、天下为公的政治目标密切关联。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实践、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和多党合作制度的健全完善,为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发展提供了新的素材,进一步发展丰富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

《民营经济促进法》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法。充分认识立法的时代意义是贯彻实施好法律的基础。该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肯定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从而奠定民营经济持续发展总基调,厚植平等、公平、诚信、法治理念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筑牢法治根基全面开启民营经济工作法治化,从而促共识、提信心,助推民营经济快速、健康、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民营经济政策进一步发展完善,民营经济促进实现专门立法,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体系的进一步健全完善。本文分析了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八个进一步”的民营经济政策发展,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立法定位、立法原则和立法重点,并对党领导民营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从政策到法律”双重机制加强完善进行了展望。

党的二十大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形成重大创新成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持独立自主的伟大创举,坚持独立自主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中国式现代化与独立自主的内在关系,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逻辑。坚持独立自主贯穿中国共产党历史实践的全过程,坚持独立自主是确保党的基业长青的重要法宝。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广度和深度对坚持独立自主提出新要求,进一步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特色,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必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

信息社会的结构转型使社会团结的形态发生显著变迁。在信息社会中,社会结构呈现扁平化、社会交往呈现流动化、社会关系呈现网络化等,原有的社会团结形态面临困境与挑战。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专业知识的区隔分化、信息获取的数字鸿沟、信息选择的茧房效应引起社会共知困境;传统集体意识的消解、利益认同的分化、多元价值的并存引发社会共识困境;“身体不在场”的共情缺乏、“身不临其境”的共情淡漠、焦点速移与情感区隔导致了社会共情困境。在此情形下,统一战线作为信息社会的重要团结机制,应发挥广泛联络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阶层的积极功能,大力创新建设平台与方法路径,努力扩大社会共知、积极增进社会共识、全力凝聚社会共情,以此为基础全方位实现深层次的社会团结与整合。

宗教作为与文化息息相关的存在,引导其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推进其中国化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而“第二个结合”既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总结概括,也是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两个结合”视域下,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三个维度对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进行探讨,不仅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且对于理解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现实意义。

作为国内成立最早并唯一在海外成立的民主党派,2025年10月,中国致公党创建一百周年。通过扼要回顾中国致公党百年发展历程及重要转折点,尤其是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参与力量,进而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关键步骤,以中国致公党独特的历史记忆和政治实践构成的百年经验,一方面印证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与此同时,也彰显了这一制度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在凝聚社会共识、汇聚广泛力量、科学民主决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团结稳定等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旨在为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推动多党合作事业科学发展提供实证支撑与理论参考。

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政治经济在发展中越来越显示其现代性的特点。新的社会阶层产生和发展,使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具有现代性特点。同时,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不仅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群分布格局的变化,还具有深刻的政治学意义。从政治发展的视角分析,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提供了新角度,并成为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战略性主体,为民主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着积极作用。

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需要全面学习、深入研究、系统推进。由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以下简称《学习读本》）,以体系化、学理化为着力点,把这一重要思想纳入党的创新理论体系,主要从12个方面对这一重要思想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实践要求进行系统阐述,进一步深化了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阐释,是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全面、系统、深入学习新时代统战工作根本指针的标志性成果。

从政协章程前身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文本演变,凸显人民政协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之间所具有的内在契合关系。无论是政协章程文本主题的演进,还是政协章程所表述的人民政协的使命任务,都体现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协始终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人民政协能够广泛凝聚人心、共识、智慧、力量,因而具有十分显著的政治优势。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张元济作为颇有名望的出版家、教育家和收藏家,是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的爱国民主人士。在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交流和交往中,张元济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经历了疑虑、观望到慎重选择,再到认同、支持和拥护的变化过程：上海解放前,拒绝与国民党政府合作;上海解放初期,因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而后逐渐加强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在受邀参加人民政协问题上,经中国共产党一再努力争取,张元济从婉拒、犹豫到最终决定北上与会,并在人民政协召开期间积极建言献策;新中国成立后,张元济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张元济的认识转变是新中国成立前后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认识、认同发展历程的缩影。

不同的民族,既是各种文明发生发展不可或缺的载体,又是人们生活世界与意义系统的单位,基于人的动态实践而存在,因而民族及其承载的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流动的——既稳定延续又因势可变。本文试图超越地域空间上“中心—边缘”的民族叙事,关注“文明秩序”意义上的动态“文化边界”,在文明互动视域下,聚焦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交融和合中形成的回族——通过回族之产生过程、文化实践逻辑及其边界叙事的变动性,以点带面地理解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在回族群体中并行无碍、圆融互通的边界流动性。基于此,我们强调关注跨文明互动的民族群体与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在社会、文化秩序上的枝干联系和主动融合实践,摒除本质化、冲突论的民族观和文明观,以跨文明互鉴,阐释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包容性与整合力,及其对于促进人类文明和平对话的重要意义。

本文立足于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主题,结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紧扣“凝聚人心”这一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系统阐述了打造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凝心工程”的价值、内涵与实践路径。首先,本文从“最大政治的必然要求”“法宝特点的内在要求”和“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现实要求”三个方面,论证了打造“凝心工程”的重大价值。其次,本文构建了以“结同心”为核心目标、“强信心”为首要任务、“暖人心”为基本抓手、“养正心”为工作引领、“用真心”为基本要求、“激热心”为最终检验的“六心”闭环体系,并且详细剖析了其核心内容与内在逻辑。最后,本文辩证地探讨了在实践中推进“凝心工程”必须处理好的六大关系,包括统一战线与党的建设相结合,信任、团结与服务、引导、教育相结合,求同与存异、团结与斗争相结合,立足当前与放眼长远相结合,实践工作与理论探索相结合,各方合力与部门责任相结合,旨在为构建系统化、科学化的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格局提供学理阐释。

选择跟中国共产党走,是创立以后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在事关自身前途和命运问题上作出的最重大的历史性抉择。农工党初创时的思想基础、组织使命、所面临的国内外社会环境的变化是影响这一历史性抉择的重要因素。从1930年在上海创建时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立场,到联合、靠拢中国共产党,一直到坚定不移地选择跟中国共产党走,农工党在艰难探索中始终保持着政治立场的历史延续性。农工党的历史性抉择及其演进有其深厚的历史逻辑、政党逻辑和制度逻辑。重温农工党95年的光荣历史,探究并揭示这一历史性抉择及其演进的逻辑,对于深化新时代政治交接主题,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高标准加强自身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