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谐是美好生活的重要标志。在人工智能被广泛而深入运用的时代,社会和谐度的提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人工智能的运用可以使人类获得更多的交往互动的自由时间;人类相互交往的空间范围也会得到极大扩展;人工智能时代,社会透明度显著增加,从而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平;并且,通过社会治理技术的中立化克服人为的偏见和歧视,从而提升社会的和谐程度。不过,人工智能在增进社会和谐度的同时,也提出了诸多挑战。人工智能改变了文化主体在场性,给文化的历史传承和赓续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致使文化传承的代际和谐功能受到威胁;人工智能带来的高暴露可能吞噬社会公信力,撕裂各种人群,放大利益和诉求差距,从而威胁社会和谐;人工智能的运用可能引发贫富差距扩大并导致阶层固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会激发不同收入人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带来诸多不和谐因素;人工智能时代也可能引发新的社会公正问题,并进而挑战社会和谐度;人工智能时代还不可避免地给隐私保护提出挑战,并进而威胁社会和谐度。面对人工智能的双刃剑作用,人类要从强化社会治理着手,充分利用其积极方面,并消解其消极方面,从而不断提升社会和谐度。

自由时间是人类真正自由的存在形式,不仅是人类发展的必要基础,而且是人的发展空间。数字技术通过变革生产节约必要劳动时间,创造出大量自由时间,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然而,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受数字资本逻辑支配,数字技术的运用悖谬性地加剧了时间异化,不仅出现了“劳动时间悖论”即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在度上模糊,新型劳动时间同质化,而且导致了“发展时间悖论”即自由时间在质上变得消费化和娱乐化。有鉴于数字资本主义带来了这些“时间悖论”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就要认真研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技发展理念,规范数字资本运作,完善劳动保障的伦理规范机制,建构生命尺度的主体时间观念,让数字中国充满时间正义,实现人的自由发展。

1945年,国民政府突然将台湾光复后实行的行政体制从“省制”改为“特殊省制”。一般认为此是陈仪主导的台湾调查委员会设计所致,但随着史料的解密,发现台湾调查委员会的设计意见及方案是“果”,导致该转变的核心原因是美国军事占领台湾计划的改变。作为“特殊省制”,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组织架构和行政长官权力类似于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总督府”,带给台湾人民强烈的殖民遗绪之感,为“二二八”事件的爆发埋下隐患。光复初期,台湾实行“特殊省制”固然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但台湾有别于祖国大陆其他省区的特殊性更决定了其具有临时性和时效性。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引领新一轮人工智能变革。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强大的知识生成能力为基本特征,在提升人类知识与能力水平的同时,也使人类陷入“知识幻觉”旋涡之中。在缺乏批判性思考的情况下,将会放大知识生成的错误和不准确性所造成的危害。探究生成式人工智能“知识幻觉”风险及成因,寻求化解与科学治理之路径,对于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始终沿着向上向善的目标发展、推动数字中国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在“由治及兴”新阶段,香港特区的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仍需要坚实的政治基础;在此阶段,香港的政治发展不应简单延续“由乱到治”的逻辑,而需进行一定的转换;香港国安法、《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及选举制度改革等均属于“由乱到治”阶段的重要任务,进入“由治及兴”阶段后香港应分类细致地推进政治上的优化与调整。具体而言,香港政治发展应在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的前提下,结合特区实际全面推进民族-国家在香港的建构;同时,优化特区政治制度,在坚持行政主导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具有香港特色的中国式民主制度”,为香港的良政善治进一步夯实基础,持续保证香港经济社会的繁荣与稳定。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型政党制度”这一重要命题以来,学界围绕这一命题的概念、内涵、渊源、内容、优势、完善路径等,展开了全方位的讨论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全面深入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有益参考。当然,现有研究在研究内容、方法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需要加强实证研究,拓展研究视野。

国情教育是内地（大陆）高校对港澳台学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正式教育。基于对来自22个省份和地区共607名内地（大陆）高校港澳台学生的实证研究发现：国情教育尚未成为内地（大陆）高校港澳台学生认知内地（大陆）以及身份认同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国情教育在培根铸魂、重认中国的实践中,亟需群际接触理论、建构主义的系统化引导;在“知行合一”的国情教育模式中,消解其对内地（大陆）的刻板印象与偏见,重塑港澳台学生“新的共同历史记忆”的“集体潜意识”,在润物无声中重构社会价值与完整的中国史认同。以知识灌输—情感传递—亲历见证的实践体验—参与发展的课程模式建构机制,让港澳台学生能够真正地认识中国、读懂中国,重构港澳台学生的民族精神家园。

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需要针对当前话语与语言、学术与政治、理论与叙事不够匹配甚至存在脱节现象,推进话语体系构建完善与叙事方式改进创新,积极回应社会和国际关切。强调中国特色又不能把所有问题简单归结为“中国特色”,突出新型政党制度的创造性又纳入世界政党政治学理框架,凸显制度优势又着力有效解疑释惑,坚持以我为主又善于换位思考。要放大叙事格局、完善叙事体系、改进叙事方式,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在逻辑,形象、鲜活、全面、充分展现出来。历史逻辑要融入协商建国宏大叙事,理论逻辑要融入全人类共同价值,实践逻辑要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要提高站位、放大格局、完善制度、提升效能、拓展路径,进一步为话语构建和提升提供机制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内涵丰富、逻辑严密、体系完整,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本文试从理论主题、主体框架、思想灵魂三个维度对这一重要思想进行阐释,以期从整体上探讨建构其科学体系及其内在逻辑。

海归人才作为我国高素质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掌握着世界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具有国际视野,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力量,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然而,近年来我国遭遇西方经济制裁和技术封锁,部分高精尖产业发展深陷困境。在这种现实背景下,如何吸引更多海外留学人才回国效力,充分发挥他们的智力优势,助力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从而实现我国国际人才红利,是当下亟待关注的重要问题。本研究以上海市的海归人才为个案,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设计,特别是探索运用数字民族志的方法,从宏观到微观,多维度、多视角地探讨影响海外人才回国抉择的主要因素,以及上海市海归人才政策的实施现状,并进一步探索上海人才高地建设的创新路径,为我国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经验和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国家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针对如何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党的统一战线,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毛泽东、党中央确定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赋予民主党派更重大的政治责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格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进一步确立,为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实行合作共事奠定了理论基础。

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动制度建设,是促使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效能、实现治理效能提升的前提与基础。进入新时代,中国合作型政党政治的规则和政党制度体系更加成熟与定型,这一制度体系及其在政治参与、政策优化、增进共识、力量凝聚和政治稳定等方面作用的发挥,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彰显出独特优势和治理效能,为实现“中国之治”贡献了宝贵的治理智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参与机制为国家治理活动提供了参与平台,政策优化机制为协商治理提供了决策优化的路径,增进共识机制为国家治理共赢提供了认知基础,力量凝聚机制为国家治理合力提供了制度化力量,而政治稳定机制则为国家治理的规范化提供了重要保障。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华儿女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重要维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CiteSpace软件,致力于对过去30年中国知网收录的500篇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文献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梳理,旨在明晰其研究特征,并对未来的研究趋势进行科学预测。研究表明,研究成果的数量随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而呈增长趋势;研究主题聚焦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形成逻辑、概念嬗变、制约因素和实践路径等方面;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挖掘其科学内涵、具体化实现路径、细分主体对象、拓宽研究领域,并传递中国智慧。

加强统战文化建设是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方面,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统一战线提出的新要求。统战文化可以分为主体文化和关系文化两种类型。在新时代上海统战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认为要处理好三对关系：一是统战文化与红色文化之间的关系,二者要适当区隔化,解决重复问题、遗漏问题和侧重点问题;二是统战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要积极推进统战文化大众化建设,让统战文化也飞入寻常百姓家,融入百姓日常生活,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大众文化也要积极呼应并彰显自身的统战文化元素,实现双向奔赴;三是统战文化与文化统战的关系,要积极用文化统战涵养统战文化,实现统战文化与文化统战相互支持,今朝文化统战工作,日后就会成为统战文化资源。

郑洞国的军旅生涯是从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开始的。北伐期间他深切感受到共产党领导的民众运动的强大力量,但他一直把校长蒋介石作为革命领导者来拥戴,在国民党右派发动“清共”后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里。随着日本加紧侵华、民族矛盾上升,有着爱国情怀的郑洞国率部奋起抗日,在长城古北口、台儿庄、昆仑关等地不断抗击日军。后指挥中国驻印军反攻日军,为收复缅北及支援整个缅甸战场作出了贡献。1948年春,郑洞国受命困守长春对抗解放军,10月18日,在长春西城率部4.7万人投诚。之后在共产党的帮助下逐渐转向人民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为祖国统一民族振兴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聂荣臻等人都做过郑洞国的工作,从郑洞国身上,可以看到党的统战政策的巨大感召力和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心与统战工作关系的重要论述深刻阐发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心向背定兴衰”的铁律,揭示了统战工作的元问题、底层逻辑及其本质要求。其中,一致性与多样性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演进建构起了统战工作底层逻辑;基于建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大团结大联合则体现了统战工作底层逻辑的本质要求。

根据近些年来陆续搜集到的资料,建构百年前上海致公堂在致公堂改堂为党进程中的基本史实,从而弥补了以往致公建党史研究中偏于北美（黄三德）、香港（陈炯明）之不足,并据此提出上海致公堂在致公建党史上是与北美、香港并列的“三大策源地之一”之说。

孙中山不仅是伟大的民主革命者,也是伟大的革命理论家。他对中国政党政治的认识和探索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经历了不断衍生和嬗变的过程,并非一以贯之。民国初定,两党制是孙中山追求的理想政党政治,而民国政治的失败,使孙中山修正了自己的主张,探索出“以党治国”的理论模式。在经历了多次挫折和失败的武装起义之后,又在苏俄革命及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孙中山加速创获了国共合作的思想与实践。孙中山亲自改组国民党,实现了国共合作,为以后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完整系统地梳理和分析孙中山政治模式的衍生与嬗变,对于人们了解近代以来中国政党功能形态的特殊性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与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这一命题,至今具有重要意义,需要深度开掘。当今依然处在马克思所指明的历史时代,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仍是中国之际遇。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当代进行“有原则高度的实践”,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不应仅局限于中国主体特殊性的建构和完成,更关联着为人类创造普遍性的世界历史命运。这意味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精神和文化支撑,也要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思想先导和价值理念。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文化符号战略传播体系的构建对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全面、立体、丰富的中国形象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拥有极其丰富的文化符号资源,但在国家文化符号战略传播的实践过程中,目前还存在整体谋划不足、传统文化符号与当代文化符号失衡、文化符号故事性欠缺、价值错位等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加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文化符号战略传播的顶层设计,推动多元主体参与国家文化符号战略传播实践,塑造全面立体的国家文化符号体系与国家形象。同时,积极构建国家文化符号战略传播过程中的叙事话语和叙事体系,提升国家文化符号战略传播的精准度与效果。

2024年底,《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创刊40周年之际,学报召开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研讨会,陈锡喜、汤蕴懿、丁晓强、文军、徐建刚等专家,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等方面,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研讨交流。学者们通过历届三中全会主题的演化,深入剖析此次全会关键词“进一步”的内涵;全会提出要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弘扬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精神,以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激发市场内生动力,促进市场繁荣;落实三中全会要求,需要牢固把握好上海的文化根脉、深刻理解上海文化的基本内涵、充分突出上海的文化特征、积极强化上海文化的发展动力,从而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目前我们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用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才能有效应对社会治理的新挑战;“大统战”格局的提出,既是对党的百年统战工作的总结,同时回答了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的问题。专家们对于如何用统战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创新,进行了多层面多维度的深入讨论。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坚决贯彻党中央精神,并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观点,主要包括：提出加强统一战线与政协的重要思想,创立“大侨务”观念,提出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富裕的观点,强调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提出对台工作的若干观点。在实践方面：以坚持党的领导下的“大统战”为统领开展统战工作;以“大侨务”观念推动侨务工作;发挥福建的独特优势,创造性开展对台工作。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统战思想及实践,体现出维护中央权威与地方创新相结合,立足长远、统筹兼顾宏阔的战略思维,重视调查研究、强烈的担当精神与深厚的人民情怀等特征。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论述及实践基于福建统一战线实际,具有极强的创新性,大大推动了福建的统一战线工作。

“人民是谁”“依靠谁”“为了谁”和“谁说了算”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要件、基本要求、工作指向和根本标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以人民至上为必然要求,坚持人民地位至上、人民权利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人民满意至上,才能有效推动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现代化进程伴随着种种风险挑战。针对风险隐患的特点和产生原因,寻求高效适用的风险隐患治理模式,是平稳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需要。统一战线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中具有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防范化解前进道路上的重大风险隐患,需要发挥统一战线的独特优势和强大法宝作用。可依托统一战线的独特优势,构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工作机制：依托统一战线联系广泛、信息密集的优势,建立灵敏的风险隐患预警机制;围绕统一战线团结教育、政治引导的优势,构建有效的风险隐患消除机制;发挥统一战线包容性强、机制健全的优势,打造独特的国家安全维护机制。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运用统一战线工作理念和方式方法,探索统一战线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的实践路径,切实增强统战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有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广泛力量支持。

当前诸多文化矛盾源于矛盾的时间观：文化复兴被理解为“往回看”,而文明建设则是“向前看”。把文明和文化看作理解现实的不同方式则不同于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其体现了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辩证关系。文明建设既扎根于微观的日常互动,也体现在宏观的交往秩序中,因此,作为交往实践的文化就是文明建设的基础。当前媒介与传播技术的发展,给交往方式和时空体验带来了巨大改变,深刻地影响了文化与文明建设。分析新媒体环境下文化与文明的新特征——“拼贴再生”与“交织并叙”,旨在阐释当下统一战线的新文化使命。

人工智能立法存在技术安全与促进创新的双重价值取向,协调两者的冲突,方能构建和谐有序的人工智能社会关系。法律与技术通过相互提出问题、相互回应的“问题—回应”模式进行互动,进而达至相互适应。技术与法律的互动关系贯穿人工智能运用与发展的全过程。审视现行法律体系,对人工智能仍有基本的解释能力与规范能力,但技术进步使其面临立法需求的多重不确定性。根据人工智能国际竞争的实际情况,中国现阶段的人工智能立法应坚持创新导向,适度关注技术安全需求,稳定“硬法”,推动“软法”,构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友好型”的法治环境,使法律跟随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而逐步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青年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的生力军,在两岸关系发展中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大陆出台的一系列惠台政策,成为引导促进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重要推力;新媒体广泛应用于两岸青年融合发展实践,成为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新特征,开辟了新渠道。目前,两岸青年教育融合、社区治理融合、创业就业融合以及民间信俗文化融合成为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重要模式,深刻影响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方向。本研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空间、出现的问题及其相应举措,以期实现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稳定性、连续性,为民族认同、国家统一奠定有益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需要坚强的制度体系作为前行保障,其行稳致远必然有一套系统的制度逻辑作为实践支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制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即制度体系显现权威取向、运行过程呈现民主取向、治理模式体现人本取向、前进路向展现世界取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政治实践中,通过有机发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及其相关制度化机制,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行稳致远供给了系统与强大的体制机制保障。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效发展集智聚力、为之协调推进赋能增效、为之世界取向拓展空间,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稳步向纵深迈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地理空间复合构成的民族实体。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明确的文明向度。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明向度,是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进程中,融入和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方位各领域协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成为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民族实体。在政治文明方面,要推进新型大一统政治秩序建设,奠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统一性的政治基础。在物质文明方面,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稳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成员走向共同富裕。在精神文明方面,要推进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现代文化建设,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新的文化载体。在社会文明方面,要增进全民族社会关系、社会行为理性化程度,构建现代社会规范体系,形成中华民族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体系。在生态文明方面,要以保护全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国土空间为重点,改善民族生存发展的生态空间,确保全民族永续可持续发展。在符号文明方面,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话语体系建设,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具体符号建构、宣传和保护,向世界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美好形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全面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赋能应用,完善人工智能监管体制机制,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以GPT-5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大模型将在2025年年中时分陆续发布,揭示其发展路径趋向、判断内在的权力格局演进、系统设计未来风险应对方略,是我们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的重要范畴。就发展路径而言,规模法则依然有效,大模型的推理、反思、规划和自主行为能力持续快速增强;就权力格局而言,技术权力更加集中于少数组织和人,挑战人类主体性的极端风险开始出现,新一代模型的治理愈发依赖模型本身;实践方略包括切实促进这一“年轻的”和“年轻人的”事业发展,建设具有示范效应的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智能治理高地;衔接推进相关立法和机构改革,推进智能驱动的治理现代化。正在制定的人工智能法将大模型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作为“切口”与主线,聚焦于社会基本矛盾治理与社会发展动力增速等若干基本问题及解决方案。

突破对社会保障体系与国家认同的整全型认知,以国家认同和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类型细分为主线构建分析框架,以“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21）数据为资料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对该群体的理性赞同型国家认同具有支撑促进作用,但不能促进该群体的情感归属型国家认同;少数民族群体对“普惠型社会保障”的满意度对该群体的国家认同具有支撑作用,但少数民族群体对“救济型社会保障”的满意度对其国家认同不具有影响。实证分析结果在一定意义上回应了理论界关于少数民族群体社会保障满意度与国家认同关系的理论论争,可为少数民族社会保障政策实施过程中精准发力提供理论参考,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

考察统一战线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客观上存在一个“全过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国式现代化”的链式赋能逻辑。首先,治理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选贤任能”“维护民利”“善谋善断”“善治善为”“有序纠偏”五大治理抓手。其次,统一战线作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强大的赋能作用。它通过运用“五问”机制,即问贤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政于民、问效于民,在统一战线领域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治理抓手逐一赋能。再次,为了进一步用好“五问”机制,统一战线也需要蓄能或“被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在统一战线领域践行“五民”工作路径,即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对统一战线的“五问”机制依次赋能。

所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国化的具体表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认识,提出一系列支持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营造有利于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制度政策环境。

新质生产力强调创新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主导作用,通过整合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生产要素,推动生产关系、产业集群和生产效能的跃升。其中,以国外顶尖人才、海外高层次人才、归国留学生等为代表的新侨群体,是重要的创新生产要素,因此,引才引智成为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重点侨务工作。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新侨双创基地项目为例,以人才吸引力理论为视角,旨在分析群团组织如何通过建立新机制、构建新网络、开辟新赛道等方式,来实现创新要素吸引、人力资源服务、供需匹配对接、跨界协同合作等目标。侨联等群团组织为“区域—城市”创新发展提供了一个以柔性治理为驱动,促进创新激励和政策扩散的可行路径。

参政党能力建设是发展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要求,是新时代参政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方面。正确理解和把握参政党能力建设的内涵,应当从充分理解和把握其内在关联以及具体要求入手。新时代参政党能力建设的体系构成,是由参政党能力建设的性质与内涵所决定的,是参政党能力建设的性质与内涵的理论化、体系化,对于深入研究和探讨参政党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参政党能力建设的目标和路径,则需要回答如何通过参政党自身的能力建设,来进一步提升参政党的能力问题。这既是参政党能力建设的展现,更是新时代参政党自身建设所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在数智文明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传统公共决策范式正面临系统性解构与重构。生成式AI的迅猛发展不仅重塑了政府决策的知识生产机制,更推动着公共治理体系从科层制向智能化范式跃迁。生成式AI通过知识涌现—价值对齐的双重机制,突破了传统决策的“有限理性”局限,构建起动态演化的政策认知框架。研究表明,决策流程经历了数据驱动—算法协同—人机校验的智能化再造,将政策响应周期从传统的月级压缩至实时级。研究发现,制度创新呈现出技术—治理共生的特征,通过弹性监管和伦理嵌入实现人机协同的适应性进化。研究提出了负责任智能决策的新范式,在决策效能、民主价值和风险控制三个维度可实现协同优化。这不仅为破解技术赋能—价值迷失的治理悖论提供了理论方案,更借助制度—技术协同创新的中国实践,为全球数字治理贡献了智慧治理的新范式。

基于对2019—2024年间CSSCI数据库中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文献计量分析发现,相关研究总体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在研究队伍、研究内容等方面不断拓展丰富。学界围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内涵、价值意蕴、制度保障、实践路径和比较优势等主要内容对这一重要思想展开了研究和讨论。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实证研究,深入解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微观机制,深化跨学科研究的力度,使用多种研究方法,推动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以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相关研究的深度与高度。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两个结合”本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经过文化之中介。“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凸显出文化力量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并且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进一步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中寻找精神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征程上中华文明新跃升的思想指引。“两个结合”是新征程上中华文明新跃升的理论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着眼于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对文化建设作出专题部署,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全面指引和根本遵循。按照《决定》提出的改革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用好“两个结合”这个最大法宝的制度保障。

《民营经济促进法》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法。充分认识立法的时代意义是贯彻实施好法律的基础。该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肯定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从而奠定民营经济持续发展总基调,厚植平等、公平、诚信、法治理念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筑牢法治根基全面开启民营经济工作法治化,从而促共识、提信心,助推民营经济快速、健康、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