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谐是美好生活的重要标志。在人工智能被广泛而深入运用的时代,社会和谐度的提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人工智能的运用可以使人类获得更多的交往互动的自由时间;人类相互交往的空间范围也会得到极大扩展;人工智能时代,社会透明度显著增加,从而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平;并且,通过社会治理技术的中立化克服人为的偏见和歧视,从而提升社会的和谐程度。不过,人工智能在增进社会和谐度的同时,也提出了诸多挑战。人工智能改变了文化主体在场性,给文化的历史传承和赓续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致使文化传承的代际和谐功能受到威胁;人工智能带来的高暴露可能吞噬社会公信力,撕裂各种人群,放大利益和诉求差距,从而威胁社会和谐;人工智能的运用可能引发贫富差距扩大并导致阶层固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会激发不同收入人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带来诸多不和谐因素;人工智能时代也可能引发新的社会公正问题,并进而挑战社会和谐度;人工智能时代还不可避免地给隐私保护提出挑战,并进而威胁社会和谐度。面对人工智能的双刃剑作用,人类要从强化社会治理着手,充分利用其积极方面,并消解其消极方面,从而不断提升社会和谐度。

在“由治及兴”新阶段,香港特区的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仍需要坚实的政治基础;在此阶段,香港的政治发展不应简单延续“由乱到治”的逻辑,而需进行一定的转换;香港国安法、《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及选举制度改革等均属于“由乱到治”阶段的重要任务,进入“由治及兴”阶段后香港应分类细致地推进政治上的优化与调整。具体而言,香港政治发展应在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的前提下,结合特区实际全面推进民族-国家在香港的建构;同时,优化特区政治制度,在坚持行政主导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具有香港特色的中国式民主制度”,为香港的良政善治进一步夯实基础,持续保证香港经济社会的繁荣与稳定。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引领新一轮人工智能变革。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强大的知识生成能力为基本特征,在提升人类知识与能力水平的同时,也使人类陷入“知识幻觉”旋涡之中。在缺乏批判性思考的情况下,将会放大知识生成的错误和不准确性所造成的危害。探究生成式人工智能“知识幻觉”风险及成因,寻求化解与科学治理之路径,对于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始终沿着向上向善的目标发展、推动数字中国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自由时间是人类真正自由的存在形式,不仅是人类发展的必要基础,而且是人的发展空间。数字技术通过变革生产节约必要劳动时间,创造出大量自由时间,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然而,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受数字资本逻辑支配,数字技术的运用悖谬性地加剧了时间异化,不仅出现了“劳动时间悖论”即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在度上模糊,新型劳动时间同质化,而且导致了“发展时间悖论”即自由时间在质上变得消费化和娱乐化。有鉴于数字资本主义带来了这些“时间悖论”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就要认真研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技发展理念,规范数字资本运作,完善劳动保障的伦理规范机制,建构生命尺度的主体时间观念,让数字中国充满时间正义,实现人的自由发展。

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文章基于CSSCI和中文核心数据库,运用Ucinet和CiteSpace文献计量方法,探讨企业家精神的历史演变、研究热点及未来趋势。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研究从学习探索阶段向开拓进取阶段的转变,呈现“由外及内深入”“内外因素兼顾”“以创新发展为主”的特征。高等教育机构间的研究合作呈现出“校际合作密切”“校内单打独斗”的特点。研究主题涉及中国式现代化、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联、企业家精神的历史演变以及在法治营商环境下的企业家精神培育。未来研究可结合多层次、多领域、多主体的视角,进一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和企业家精神的多维关系。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示了其无与伦比的适应性和优越性,理解这一制度的关键在于理解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结构关系,以及理解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与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差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逻辑重在阐释中国民主党派的政党属性、中国党际关系的合作属性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现实规定性。多党合作与竞争是政党政治的两种不同运行方式,适应不同的现代化发展条件。多党合作是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产物,不仅适应中国实际,也带来了民主、稳定、秩序和繁荣。据此逻辑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就能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全球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面向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最大限度地提升其治理效能,为此必须正确处理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发挥新型政党制度作用的关系,真正做到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的有机统一,并加强各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使之成为有位有为、有力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司徒美堂是著名爱国侨领,他较早提出了组建华侨政党问题,曾先后组建中国洪门致公党和中国洪门民治党,也一直被称作“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中国致公党著名元老之一”。1949年他以美洲华侨代表身份参加了新政协会议。本文拟对司徒美堂与这三个华侨政党的关系进行梳理,力求使司徒美堂组建华侨政党的长期努力呈现较为清晰的脉络。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型政党制度”这一重要命题以来,学界围绕这一命题的概念、内涵、渊源、内容、优势、完善路径等,展开了全方位的讨论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全面深入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有益参考。当然,现有研究在研究内容、方法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需要加强实证研究,拓展研究视野。

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需要针对当前话语与语言、学术与政治、理论与叙事不够匹配甚至存在脱节现象,推进话语体系构建完善与叙事方式改进创新,积极回应社会和国际关切。强调中国特色又不能把所有问题简单归结为“中国特色”,突出新型政党制度的创造性又纳入世界政党政治学理框架,凸显制度优势又着力有效解疑释惑,坚持以我为主又善于换位思考。要放大叙事格局、完善叙事体系、改进叙事方式,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在逻辑,形象、鲜活、全面、充分展现出来。历史逻辑要融入协商建国宏大叙事,理论逻辑要融入全人类共同价值,实践逻辑要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要提高站位、放大格局、完善制度、提升效能、拓展路径,进一步为话语构建和提升提供机制保障。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三大法宝之一,这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得出的结论,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经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和领导人民的过程中,把党的统一战线理论转化为各个时期的政策,从而赢得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回顾这一历史,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具有重要的意义。

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是一项集政治性、政策性、综合性等理论特性于一体的重大学术工程。加强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具有推动统一战线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显性效应,能够为统一战线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提供学科支撑和理论指引。但不可忽视的是,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面临不少问题与挑战,主要表现为基础理论相对薄弱、学术话语体系没有完全形成、学科归属存在一定争议、学科建设力度亟待加强、学术资源相对匮乏等等方面。应立足对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中各相关基本问题特别是其存在的现实困境进行回溯性反思,以澄清研究范畴、修正认知误区和指明建设方向。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平台经济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平台企业是民营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平台经济的特色优势,引导平台企业在共同富裕中发挥更大作用,是夯实中国共同富裕基础,引导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以劳动分配为微观视角,解析平台数字劳动在平台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与价值分配过程,旨在深入分析平台经济助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以及面临的现实问题,并提出进一步的优化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国家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针对如何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党的统一战线,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毛泽东、党中央确定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赋予民主党派更重大的政治责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格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进一步确立,为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实行合作共事奠定了理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内涵丰富、逻辑严密、体系完整,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本文试从理论主题、主体框架、思想灵魂三个维度对这一重要思想进行阐释,以期从整体上探讨建构其科学体系及其内在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心与统战工作关系的重要论述深刻阐发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心向背定兴衰”的铁律,揭示了统战工作的元问题、底层逻辑及其本质要求。其中,一致性与多样性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演进建构起了统战工作底层逻辑;基于建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大团结大联合则体现了统战工作底层逻辑的本质要求。

郑洞国的军旅生涯是从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开始的。北伐期间他深切感受到共产党领导的民众运动的强大力量,但他一直把校长蒋介石作为革命领导者来拥戴,在国民党右派发动“清共”后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里。随着日本加紧侵华、民族矛盾上升,有着爱国情怀的郑洞国率部奋起抗日,在长城古北口、台儿庄、昆仑关等地不断抗击日军。后指挥中国驻印军反攻日军,为收复缅北及支援整个缅甸战场作出了贡献。1948年春,郑洞国受命困守长春对抗解放军,10月18日,在长春西城率部4.7万人投诚。之后在共产党的帮助下逐渐转向人民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为祖国统一民族振兴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聂荣臻等人都做过郑洞国的工作,从郑洞国身上,可以看到党的统战政策的巨大感召力和影响力。

统一战线学的发展和理论影响力的扩大有赖于统一战线学自主概念体系的创建,有赖于统一战线学之标识性概念的出现。统一战线学目前还是冷门之学、边缘之学,但多年来,统一战线学研究者在理论研究和概念的创建中依然养根以俟实,焚膏以继晷,进一步增强了学科自信和学术自信。当然,比之其他成熟的学科,统一战线学在概念的学理性、解释力以及适用性方面还存在很大的不足,这些需要研究者们继续强化统一战线学概念构建的主体性自觉。统一战线学概念的构建,不能从文本出发,也不能是哲学家的纯粹思辨和玄想,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立足统一战线的中国性问题,不断推进统一战线学的概念更新、概念创建和概念家族的成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作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和战略布局之一,蕴含着统一战线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以坚实的大团结大联合的统战优势服务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这种内在联系的规律性内涵和实践要求。统一战线深化服务全过程人民民主之实践,应着力激发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功能;提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的能力和参与度;夯实民营企业家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政治地位;同时,强化基层统战和网络统战,拓展统一战线服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多维渠道。

马克思“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这一命题,至今具有重要意义,需要深度开掘。当今依然处在马克思所指明的历史时代,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仍是中国之际遇。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当代进行“有原则高度的实践”,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不应仅局限于中国主体特殊性的建构和完成,更关联着为人类创造普遍性的世界历史命运。这意味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精神和文化支撑,也要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思想先导和价值理念。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理论观点和指导思想,强调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并在现代背景下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深度交融：文化自信提供了内在动力,文化目标在于建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文化交流则是中国现代化走向国际的重要途径之一。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文化形态的创新空间,通过对其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使命逻辑的剖析,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一科学理论,其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也有助于挖掘出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独特的文明基因。

读懂中国,关键在于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如何找到自己的复兴之路,实现从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的转型,这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面临的核心问题。转型归根结底是人性的改造和人的发展,并与社会改造紧密相连。现代化对于所有民族和国家而言,都是一项普遍的、不可避免的历史性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两条互补的思路：一条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另一条是东方落后民族和国家的非西方现代化道路。后一条道路的开辟,会遇到一系列的历史难题,需要用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方法来破解。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塑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也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新时代统一战线要对标中国式现代化。

“人民是谁”“依靠谁”“为了谁”和“谁说了算”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要件、基本要求、工作指向和根本标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以人民至上为必然要求,坚持人民地位至上、人民权利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人民满意至上,才能有效推动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当前诸多文化矛盾源于矛盾的时间观：文化复兴被理解为“往回看”,而文明建设则是“向前看”。把文明和文化看作理解现实的不同方式则不同于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其体现了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辩证关系。文明建设既扎根于微观的日常互动,也体现在宏观的交往秩序中,因此,作为交往实践的文化就是文明建设的基础。当前媒介与传播技术的发展,给交往方式和时空体验带来了巨大改变,深刻地影响了文化与文明建设。分析新媒体环境下文化与文明的新特征——“拼贴再生”与“交织并叙”,旨在阐释当下统一战线的新文化使命。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坚决贯彻党中央精神,并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观点,主要包括：提出加强统一战线与政协的重要思想,创立“大侨务”观念,提出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富裕的观点,强调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提出对台工作的若干观点。在实践方面：以坚持党的领导下的“大统战”为统领开展统战工作;以“大侨务”观念推动侨务工作;发挥福建的独特优势,创造性开展对台工作。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统战思想及实践,体现出维护中央权威与地方创新相结合,立足长远、统筹兼顾宏阔的战略思维,重视调查研究、强烈的担当精神与深厚的人民情怀等特征。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论述及实践基于福建统一战线实际,具有极强的创新性,大大推动了福建的统一战线工作。

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动制度建设,是促使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效能、实现治理效能提升的前提与基础。进入新时代,中国合作型政党政治的规则和政党制度体系更加成熟与定型,这一制度体系及其在政治参与、政策优化、增进共识、力量凝聚和政治稳定等方面作用的发挥,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彰显出独特优势和治理效能,为实现“中国之治”贡献了宝贵的治理智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参与机制为国家治理活动提供了参与平台,政策优化机制为协商治理提供了决策优化的路径,增进共识机制为国家治理共赢提供了认知基础,力量凝聚机制为国家治理合力提供了制度化力量,而政治稳定机制则为国家治理的规范化提供了重要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青年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的生力军,在两岸关系发展中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大陆出台的一系列惠台政策,成为引导促进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重要推力;新媒体广泛应用于两岸青年融合发展实践,成为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新特征,开辟了新渠道。目前,两岸青年教育融合、社区治理融合、创业就业融合以及民间信俗文化融合成为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重要模式,深刻影响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方向。本研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空间、出现的问题及其相应举措,以期实现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稳定性、连续性,为民族认同、国家统一奠定有益基础。

根据近些年来陆续搜集到的资料,建构百年前上海致公堂在致公堂改堂为党进程中的基本史实,从而弥补了以往致公建党史研究中偏于北美（黄三德）、香港（陈炯明）之不足,并据此提出上海致公堂在致公建党史上是与北美、香港并列的“三大策源地之一”之说。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地理空间复合构成的民族实体。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明确的文明向度。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明向度,是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进程中,融入和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方位各领域协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成为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民族实体。在政治文明方面,要推进新型大一统政治秩序建设,奠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统一性的政治基础。在物质文明方面,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稳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成员走向共同富裕。在精神文明方面,要推进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现代文化建设,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新的文化载体。在社会文明方面,要增进全民族社会关系、社会行为理性化程度,构建现代社会规范体系,形成中华民族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体系。在生态文明方面,要以保护全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国土空间为重点,改善民族生存发展的生态空间,确保全民族永续可持续发展。在符号文明方面,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话语体系建设,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具体符号建构、宣传和保护,向世界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美好形象。

考察统一战线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客观上存在一个“全过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国式现代化”的链式赋能逻辑。首先,治理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选贤任能”“维护民利”“善谋善断”“善治善为”“有序纠偏”五大治理抓手。其次,统一战线作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强大的赋能作用。它通过运用“五问”机制,即问贤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政于民、问效于民,在统一战线领域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治理抓手逐一赋能。再次,为了进一步用好“五问”机制,统一战线也需要蓄能或“被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在统一战线领域践行“五民”工作路径,即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对统一战线的“五问”机制依次赋能。

所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国化的具体表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认识,提出一系列支持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营造有利于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制度政策环境。

海归人才作为我国高素质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掌握着世界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具有国际视野,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力量,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然而,近年来我国遭遇西方经济制裁和技术封锁,部分高精尖产业发展深陷困境。在这种现实背景下,如何吸引更多海外留学人才回国效力,充分发挥他们的智力优势,助力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从而实现我国国际人才红利,是当下亟待关注的重要问题。本研究以上海市的海归人才为个案,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设计,特别是探索运用数字民族志的方法,从宏观到微观,多维度、多视角地探讨影响海外人才回国抉择的主要因素,以及上海市海归人才政策的实施现状,并进一步探索上海人才高地建设的创新路径,为我国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经验和依据。

突破对社会保障体系与国家认同的整全型认知,以国家认同和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类型细分为主线构建分析框架,以“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21）数据为资料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对该群体的理性赞同型国家认同具有支撑促进作用,但不能促进该群体的情感归属型国家认同;少数民族群体对“普惠型社会保障”的满意度对该群体的国家认同具有支撑作用,但少数民族群体对“救济型社会保障”的满意度对其国家认同不具有影响。实证分析结果在一定意义上回应了理论界关于少数民族群体社会保障满意度与国家认同关系的理论论争,可为少数民族社会保障政策实施过程中精准发力提供理论参考,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

现代化进程伴随着种种风险挑战。针对风险隐患的特点和产生原因,寻求高效适用的风险隐患治理模式,是平稳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需要。统一战线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中具有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防范化解前进道路上的重大风险隐患,需要发挥统一战线的独特优势和强大法宝作用。可依托统一战线的独特优势,构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工作机制：依托统一战线联系广泛、信息密集的优势,建立灵敏的风险隐患预警机制;围绕统一战线团结教育、政治引导的优势,构建有效的风险隐患消除机制;发挥统一战线包容性强、机制健全的优势,打造独特的国家安全维护机制。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运用统一战线工作理念和方式方法,探索统一战线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的实践路径,切实增强统战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有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广泛力量支持。

参政党能力建设是发展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要求,是新时代参政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方面。正确理解和把握参政党能力建设的内涵,应当从充分理解和把握其内在关联以及具体要求入手。新时代参政党能力建设的体系构成,是由参政党能力建设的性质与内涵所决定的,是参政党能力建设的性质与内涵的理论化、体系化,对于深入研究和探讨参政党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参政党能力建设的目标和路径,则需要回答如何通过参政党自身的能力建设,来进一步提升参政党的能力问题。这既是参政党能力建设的展现,更是新时代参政党自身建设所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